我是一個不太擅長說話的人。家住台南,於北部就讀。我時常坐著客運,望向中山高由南到北的景物遞嬗、時間涓涓細流,下車後,環境的改變帶著周圍的言語、家人相互思念的方式,隨著漸快但迷途的腳步,悄悄的截然不同。
我在此無法言語。
家庭是個鄉村的小電器行,時常需到工地與客戶家中親自裝修電器、冷氣。隨著一車子的工具和和藹可親的、隨興的台語,飄盪在空中,如此自然。許多許多工具的名稱、許多許多的對話言語、飄盪的符碼、老師傅與鄉野獨居老人磚牆紅的人生經驗、嘴邊的瑣碎意念,我卻無法在此輕易言語。「國語」是我能自如書寫的語言,但卻也是我人生最大的障礙。在台灣,有多少人又是連「國語」都無法自如的使用,又是有多少人只能牙牙的學著,笨拙的、不在乎的用著,但內心真正屬於自己的卻是早已被社會遺忘的語言。
或許課本會教,台灣是個多族群語言文化的社會,是個多元的社會。但我們知道這些美好的七彩泡泡只能在空中飛舞。我們也不忍戳破,在本篇文章所使用的語言底下的,許多困於這裡的無奈、許多歷史的撕裂傷、許多文化歧視的土牛溝、許多經濟與社會的暴力。我們只能用一種方式,社會也只能接受一種方式,許多人只能在高牆的外圍觀看,即便地表已如熱鍋,也是只能用一種方式,期望高牆內施捨的一杯水。
語言學界關心世界上語言滅絕的問題已早已不是新聞,語言是文化所繫之處,語言與文化的消失是一套社會獨立的價值體系的消逝。在我們日益強調個人是如何別人不同,強調每個人都是一枝獨秀的特別時,社會卻越來越單一化,久而久之,我們只剩下一種文化、一種說話方式,我們的世界是如此的理當然,只能依靠昂貴的衣物、產品,來彰顯出自己是一個「不同」的人,但不知道,不論這個社會的大家是多麼認為自己是如此的不同,但終究只能是一個隨波逐流的小螺絲釘,大家越來越不一樣也就越來越像,相似到彷彿認不出自己到底是誰。
在這個主流社會邊緣的人就只能無語了。我則是一位僥倖從鄉村田野裡來的工人階級,到偉大的語言社會的時代進程裡,望著它不斷的向前推進,而我只能野人獻曝,說著陽光與田地的美好,說著電鑽與榔頭的經驗。我得幸,能稍稍的轉換我的言語。這個時代的人們,只得見人說人話、見鬼說鬼話。人格隨著語境與環境的轉換而變換,整個社會都在監視,哪些場合、使用誰的語言、討論的內容、衣著打扮,越是「正式」的場合越逃不離、越是都市的上流越只能勤奮的擦拭自己的面具。
難道我們只能如此這般的下去?我們只能完全接受學校偉大的「國語」教育,只能每年花一大堆經費在培養一大堆「國語」教師,只能隨著升學主義、寫著上面想看的文章、背誦著對這一輩子人生都沒有用的句讀文藻。
鍾理和在1957年6月的《文友通訊》中有這麼一段話:「問題在於我們肯不肯花心血來提煉台語,化粗糙為細緻,以便運用。我們是台灣文學的開拓者,台灣文學有台灣文學的特色,而這特色『方言應為其中重要一環』,唯賴我們的努力、研究,方能建立。」我們該如何逆寫,如何的先拋棄目前認為「應該要」如何的說話方式,如何的為了台灣更多元的族群文化社會能夠「平等」且「自由」的存在於這塊土地,我們該如何的和農夫、漁工、日治時期出生的耆老、原住民交談,如何的重新連上這些失落已久的,人與人之間的話語與情感。這是一個大哉問,台灣對於這一部分的努力不是沒有任何基礎的,如新港文書、基督教長老會的羅馬化台語,日治時期開始許多作家表現母語的嘗試,目前的台灣南島語的紀錄與教學,逆寫在百年前開始都在努力的進行著。
當我們嘗試著說著自己的話,我們就能開始坐著自己才能做的夢。
於是我開始夢著,有朝一日,我們能夠混雜的使用台語、客語、南島語群、我們能夠輕易的在報章雜誌、書籍中看見文字在文法結構、在詞彙、拼音方式上有混合的使用,我們能有一群專門屬於台灣的語言教師與教育部,不要在去每年修改哪些不知哪時代的發音、不要再去推崇與規訓我們的孩子硬是學習些從不屬於自己的「國語」,我們能夠獲多或少的聽得懂耆老使用本是屬於他們的話語。但願它不會永遠只能是一個自我的幻想罷了。
那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甦醒呢?有太多的東西蓋在我們的身上,彷彿厚重的棺木,我們被埋在底下,刻著與祖先和這塊地方無關的符號,標誌著我們,永遠不在屬於這裡,而我們也不會屬於那個符號。我們是培養皿中和土地斷根的植物,憂傷的溫室,被硬塞入進口的營養液,長成之後,卻無顏面對早與被破壞的自然與土地。或許當我們開始像面對這個問題,開始想對腳下的土地生長,開始想去縫合歷史長久的撕裂傷,開始不再向著消費社會的霓虹燈塔漂流,不怕麻煩,一點一滴的書寫著、說著、研究著我們自己的語言...